中国葡萄酒进口增长趋势将持续

Y：黄博士您好，与儒家历代都在注入新内容不同，墨家学说主要讨论战国时期的政治、伦理，具有时代性。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确存在一些缺点错误，尤其是如果这些缺点错误有可能损害到广大公民的根本权益，那么，即便这些缺点和错误属于在所难免的范围，大胆揭露、勇于批评这些缺点和错误，也依然是完全正当、无可非议的，根本不会危及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荣誉和尊严，相反倒会更有效地维护我们自己的国家、组织和同志的荣誉和尊严。因此，我国法律的这些规定虽然有所不同，但应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

然而，倘若我们要把这些话语与现代法制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按照后者的观念，攘羊、杀人这些违法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因此适用的应该是刑法，而不是民法即《民事证据法》。不知秋先生以为然否？ 末了，在《儒家伦理争鸣集》的一篇文章中，刘军平先生也谈到我国正在制定中的《民事证据法》有关作证豁免权的规定，并且这样义正词严地发出质问：笔者还想知道：刘清平……先生能否接受这种体现了儒家‘亲亲相隐思想的进步法制观念？（第750页） 首先，为满足刘军平先生的这种如饥好奇心和似渴求知欲，我想在这里简要地回答如下：第一，我不仅能够、而且愿意接受这种法制观念，因为如上所述，这种观念在关涉民事纠纷的时候，给予了血缘亲情一个正当合理的相对地位。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就是把维护血缘亲情看成是人的存在中最为重要、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了，亦即孟子说的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从而主张：在诸多价值目标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应该选择最重要的血缘亲情，而不惜放弃和牺牲其他一切东西。从这里看，很明显，即便血缘亲属在民事案件中的确可以享有作证豁免权（假设《民事证据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通过），但他们在攘羊、杀人这类刑事案件中，也根本不可能享有作证豁免权。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任何一个队伍里的一位成员或战士，只要他还爱护自己的国家和组织，爱惜自己的同志（借用秋先生的术语），他都应该毫不犹豫地以尊重事实、坚持真理的态度挺身而出，大胆揭露、勇于批评这些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珍惜自己国家和组织的荣誉，珍惜自己同志的荣誉，维护其尊严。

不过，为公平起见，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孔夫子还曾经谈到另一种直，也就是秋先生颇为鄙视的那种敢于尊重事实、能够坚持真理之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众所周知，孔子是在其父攘羊的文本关联中，明确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二维语义学是D. J. 查默斯(David J. Chalmers)等人提出的解释语义概念实在性的理论，围绕这个理论形成的争论被看作是持反描述论的革命者与持描述论的反革命者之间的较量。

此外，在当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并且相互批评的局面，这说明分析哲学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变和发展时期。④Peter Hacker, 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Blackwell, 1996, p. 193. ⑤H. -J. Glock, 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1-68. ⑥Scott Soame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wo volum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vol. I: "Dawn of Analysis", vol. II: "Age of Meaning". ⑦Micheal Kremer, "Review of Scott Soame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9, 2005; Christopher Pincock, "Scott Soames'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James Chase and J. A. Reynolds ed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omas Hurka, "Soames on Ethics", ibid. ⑧Scott Soames, "Reply to Critics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Pacific Division Meet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Oregon, March 25, 2006. ⑨Ernst Tugen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By P. A. Gorn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⑩J. A. Coffa, The Semantic Tradition from Kant to Carnap: To the Vienna S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Robert Hanna, Kan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Tom Rockmore, Hegel, Idealism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Redding,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T. Sorell and A. J. Roger,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贝内特和哈克：《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张立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当代英国哲学家M. 达米特(Micheal Dummett)在《分析哲学的起源》(1993)中明确提出，我们应当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意义。注释： ①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1)可以说，这些著作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家们研究分析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要依据。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分析哲学运动不仅来自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密切联系，而且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本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虽然如此，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对意义和指称问题、语境论问题以及真值语义学问题的讨论仍然继续。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重新确定了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从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寻找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以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双重影响重新认识哲学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心灵哲学逐渐代替了语言哲学而在分析哲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意义上，自然科学本身成就了分析哲学运动发展。

(14)李红、赵瑞林：《2007—2009年国外语言哲学研究进展》，载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形而上学研究在当代分析哲学中的复兴，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分析哲学家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形而上学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完全改变了分析传统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态度，而且以分析的方式使形而上学问题重新回到分析哲学研究领域。这些研究更加凸显了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在思想方式还是在思想资源上，分析哲学都被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一种现代延续。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和历史的这些反思，恰好表明分析哲学进入历史的可能，因为当一种思想被作为研究对象而得到重新构造，那么这种思想也就成为了整个哲学发展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已经进入了研究者讨论的视野。

①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哲学界对分析哲学历史关注的开始，由此，围绕分析哲学运动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它与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哲学家们发表了大量论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哲学家们试图为科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

第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描述历史，而是要重新评价这段历史。本文将首先对这些讨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从中归结出分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明显特征。

我们知道，哲学传统的形成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后人对先前历史的总结，更是后人对先前历史的解释性建构。在对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中，澳大利亚神经生物学家M. R. 贝内特(M. R. Bennett)和英国哲学家哈克于2003年出版的《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在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从科学和哲学的广博视角，对当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诸多理论中遇到的概念难题作了全面的批判性述评。不少哲学家通过历史地考察分析哲学运动，试图表明分析哲学运动内部对自身所面临危机的强烈意识，特别是深刻反思分析哲学运动兴起、动机、方法和主要后果，特别是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概念、分析哲学的风格、心理主义问题、经验主义问题等。一、分析哲学是如何走进历史的 分析哲学的历史情结是从哲学家们考察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开始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哲学家不断讨论这个话题，主要代表是著名德国哲学家E. 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意大利哲学家J. A. 考法(J. A. Coffa)和美国哲学家R. 汉纳(Robert Hanna)。他还认为，只有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分析哲学的性质，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对分析哲学的真正理解。

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意识活动的关注超过了对语言意义的讨论，而语言哲学也越来越进入非常具体和专业问题研究，这使得哲学家们对语言哲学的兴趣也逐渐减弱。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努力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康德、黑格尔以及中世纪哲学。

根据以上分析，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研究，将直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运动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分析方法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分析哲学走进历史的意义所在。

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分析哲学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只有在英美哲学中才具有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而是被看作一切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基本原则和前提。也有哲学家力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当代分析哲学重要问题的历史根源，由此说明分析哲学问题的普遍性。

当然，以上这些仅仅是分析哲学研究的一小部分。然后，着重分析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研究现状，进一步阐明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13)贝内特和哈克对当代神经科学所做的批判正是使用概念分析的方法。这些研究主要为历史研究和问题研究

然而，中国哲学中的特有概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也是直接影响中国哲学进入世界哲学讨论话语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国际著名的哲学期刊上，中国学者发表的哲学论文数量上也非常有限，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国内学者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大致有20余篇，而且中国哲学主题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杂志上，如《中国哲学杂志》、《道：比较哲学杂志》、《中国哲学前沿》等。

例如，公平正义的观念往往被看作是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但儒家哲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公平的思想。同时，我们在反对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下意识地把中国哲学和文化也放到了这个中心的地位。

严格地说，这些问题并非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因而是研究者的问题，不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的升温，无疑是与中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的话语方式往往是从具体的哲学问题讨论入手，通过对不同哲学家的思想资源的分析，进入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或解决。虽然中国哲学和文化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哲学似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越来越多西方哲学家们的重视。同时，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以道德实践的规范性说明表达思想，这也容易导致在哲学研究中以宣布真理的方式阐述哲学，而不是以批判反思的方式讨论哲学。

例如，正是基于对正义概念的分析和对自由与权利关系的理解，罗尔斯提出了自己的新契约论思想。虽然中国哲学的特有概念很好地成为这种哲学的标志，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概念过于专门，而难以进入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

首先，哲学话语体系的不一致，使得其他国家的哲学家很难理解和接受我们的表达方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最终获得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办权。

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凸显哲学的时代特征，但却容易掩盖哲学讨论的具体问题。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我们自身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